韩星丨郭店儒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辩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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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先后有许多话题成为诸子百家争论的“热点”，礼乐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时有关礼乐文化的议论，主要是围绕儒家学者对三代，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和理论化而展开的。现实中的“礼崩乐坏”是礼乐制度的衰微，却不是礼乐文化本身的废弃。以儒家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在礼乐衰落之际，却看到了其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，并预感到礼乐复兴的历史必然，并为此进行了顽强不懈的奋斗，特别是理论方面的论证，为礼乐复兴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精神动力。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，就是这一思潮中耀眼的浪花，其中关于礼乐的产生、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、礼乐的教化功能、礼乐与仁德、刑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，使人耳目一新，填补了不少过去对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认识上的缺失，将会推动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。
礼乐的产生
关于礼乐的产生，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，如礼乐本于神说：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说,神者品“品物之本，礼乐之祖……”；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：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上子产说，“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”；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：“孝，礼之始也”（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）“夫礼，始于冠，本于昏”（《礼记·昏义》）。楚简《性自命出》提出了“礼作于情，或兴之也”。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，而在楚简中却屡见，如《语丛一》上有“礼，因人之情而为之”，《语丛二》上有“情生于性，礼生于情，严生于礼……”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，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，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。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，如《礼记·坊记》上有“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”；《史记·礼书》上有“观三代损益，乃知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议，……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”
文化的基本特征
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，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，《礼记·礼器》有“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”之说。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。《左传·僖公十一年》上说：“敬，礼之舆也，不敬则礼不行。”“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“恭敬之心，礼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《孔子集语·劝学》引《尚书大传略》说：“子曰：……不敬无礼，无礼不立”。《管子·五辅》上说：“夫人必知礼，然后恭敬，恭敬然后尊让，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。”可见，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，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，楚简也不例外。《五行》上有“安而敬之，礼也”，“行而敬之，礼也”，“恭而博交，礼也”；《性自命出》中有“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，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，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”；《语丛一》上有“礼生于庄”。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、庄敬的特征。礼的这种“敬”的特征，被宋明理学家发展为主敬的学说。
至于“乐”，其基本特征是“和”。“和”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。《老子·第二章》：“音声相和”。《荀子·乐论》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乐也者，和之不可变者也。”“乐者，审一以定和也。”“乐者敦和”，“乐者，天地之和。”这表明，“和”就是乐的基本特征。这说明，音乐上的“和”逐渐演变出与“礼”相配合，起辅助作用的、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。
如《尚书·虞典》有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”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、和谐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有“乐从和，和从平。声以和乐，律以平声。”“于是乎气无滞阴，亦无散阳，阴阳序次，风雨时至，嘉生繁祉，人民和利，物备而和成，上下不罢。”——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《礼记·乐记》上有“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，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然后立之学等，广其节奏，省其文采，以绳德厚，律小大之称，比终始之序，以象事行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，皆形见于乐。故曰‘乐观（即观乐之精义——作者注）其深矣。’”——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。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，如《五行》有“和则乐”，“和则同，同则善”。《尊德义》有“治乐和哀，民不可惑也。反之此，往矣。”
由这里可以看出，和谐乃同，同则一致。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，使人际关系融洽，使人在行为上向善。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，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，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，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。
礼乐的教化功能
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，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帝曰：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胃子：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云：“君令而不违，臣恭而不贰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也。”礼乐之教就是和谐人的情性，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婆媳（姑妇）均能和睦相处。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之教。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，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，他“修诗、书、礼、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为教材，要求学生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认为对人的教育应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荀子在《乐论》中更明确地说：“先王之制礼乐也，非以报口腹目之欲也，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”
总之，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、教育功能的，这在楚简儒家文献中也有反映，如《尊德义》上说：“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。教以礼，则民果以劲。教以乐，则民弗德争将。”《性自命出》在论证了礼乐生于情的基础上，强调了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乐进行教化，“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，观其先后而逆顺之，体其义而节度之，理其情而出入之，然后复以教。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。”这就是说，通过论会、逆顺、节度、出入等手段，养性理情，使德生于心中。“君子美其情，[贵其义]，善其节，好其容，乐其道，悦其教，是以敬安焉”，这里要求统治者以人情为美，以仁义为贵，修善节文，整齐仪容，乐顺天道，悦于教化，便可形成恭敬安详、礼乐融融的人间气象。
值得注意的是《性自命出》特别注重探讨乐教功能发挥及其规模性。“凡声其出于情也信，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。”这是讲音乐对人的感动作用。孟子在《尽心上》中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。”此外，不同类型的音乐，对人有不同的作用，“闻笑声，则鲜如也斯喜。闻歌谣，则舀如也斯奋。闻琴瑟之声，则讠季如也斯叹。观《赉》、《武》，则斋如也斯作。观《韶》、《夏》，则勉如也斯敛。咏思而动心，胄如也，其居次久，其反善复始也慎，其出入也顺，司其德也。郑卫之乐，则非其声而从之也。”这里作者显然是推崇健康向上，能鼓舞人、激励人、教育人的高雅纯正的音乐、舞蹈的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地发挥音乐队教化功能。
在本篇中，作者反复论说音乐与哀乐的联系，对哀乐十分重视，“凡至乐必悲，哭亦悲，皆其至情也。”在《尊德义》中讲得似乎更明白：“由礼知乐，由乐知哀”为什么能“由乐知哀”呢？因为“至乐必悲”，故“由乐知哀”就如同“由乐知至乐”，“至乐”是表达了“至情”的，作为音乐极点的“至乐”和情感极点的“至情”的统一谐和，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。作者对这种“至情”表达的过程还进行了描述，因“至乐”最能激发人崇高悲壮的情感，并通过“戚然以终”，通过“游哀”，通过忧、戚、叹、辟、踊，最后使得内在情感得以渲泄，进入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境界。这既不会抑制人，也不会失礼，可以使人情绪平衡，身心和谐，达到以乐养性，以乐怡情的目的，最终使礼乐之教落到实处。
礼乐与仁德、刑法的关系
西周的思想观念主要有天命、孝、德等，其中德是处事得宜的意思，包括敬天、孝祖、保民三项内容，体现在政治上就是“明德慎罚。”从文献和金文记载来看，“明德慎罚”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二：一是强调礼乐的教化为先的德治，二是制定一系列维护统治秩序的礼法原则和刑罚措施。周公在原始的礼乐仪式中充实了德的内容，以德说礼，以礼约刑，使礼成为其德政的保证，刑成为礼赖以维护和付诸实行的力量，实现了礼乐与德、刑的统一，此即后代所谓的“周公寓刑于礼”（长孙无忌《唐律疏仪序》）。到了孔子，在继承西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，他又提出了“仁”，形成了仁内礼外，以仁为内容，礼为形式的仁礼统一思想。在孔子看来，各种德行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配合，才是正当的。《论语·泰伯》云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”就是说，谦恭、谨慎、勇敢、正直本是仁德的美行，但是没有礼乐的适当形式配合，就会走向反面。可见，德行与礼乐是统一的。
他还说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？人而不仁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是说行礼作乐而有仁的意思，不然就会使礼乐流于空洞的形式。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，把仁发展成“仁义”，提出“仁义礼智”四德。荀子更进一步论证了“仁义礼乐其致一也”，他说：“仁，爱也，故亲。义，理也，故行。礼，节也，故成。仁有里，义有门。仁，非其理而处之，非处也。义，非其门而由之，非义也。推恩而不理，不成仁；遂理而不敢，不成义；审节而不知，不成礼；和而不发，不成乐。故曰：仁义礼乐，其致一也。君子处仁以义，然后仁也；行义以礼，然后义也；制礼反本成末，然后礼也。三者皆通，然后道也。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
楚简似乎更具有综合性，把仁义礼智圣作为“德之行”进行阐发，并倡导礼乐刑法并重，这在先秦儒家礼思想发展史上很有特点，弥补了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失。《尊德义》云：“率民向方者，唯德可……德者，且莫大于礼。”“君民者，治民复礼，民除害智”这即是说，治国要实行礼治，治民要实行德治，而礼治是最大的德治。在《五行》中，作者对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探讨，认为“不形于内”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是“行”，而“形于内”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是“德之行”。这里，“形于内”是指内心的五种道德行为的依据，犹如《中庸》所说的“未发”状态；“不形于内”是指外在的五种道德行为活动，犹如《中庸》所说的“已发”状态。文中还说：“见而知之，智也。知而安之，仁也。安而行之，义也。行而敬之，礼也。仁，义礼所由生也，四行之所和也。”可见，仁与礼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作用。
楚简《六德》去：“作礼乐，制刑法，教此民尔，使之有向也，非圣智者莫之能也。”显然，作者是礼乐刑法并重的，这也是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。但应当明白，并重并不是没有侧重，总体上儒家是认为礼乐比刑法应优先强调，刑法居于次要地位。孔子在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这句话揭示了德治与法治、礼治与法治的双重关系，认为刑法只能使人避免犯罪，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。礼乐道德的教化要比刑法高明，既能使百姓守规矩，又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。荀子的基本观点是礼法并行，但他还认为礼高于法，以礼为大本。他说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，故学至乎礼而止矣。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在《荀子·性恶》中，他又说“礼义生而制法度”，把礼义看成是法制的渊源，创制法度的根据。
类似的思想还见于《尚书大传》：“礼者，禁于将然之前；而刑者，禁于已然之后。”《大戴礼记·礼察》上也云：“礼云礼云，贵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敬于微眇，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。”这说明礼刑法是互相配合的，礼乐主要是通过协调社会各种关系，和谐人们的思想感情，教化人心，使其避恶而归善，消除犯罪于未形；形法只能是犯罪已经发生后进行惩罚于未形；刑法只能是犯罪民经发生后进行惩罚警戒，使之不再犯罪，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。楚简《语丛一》上还有：“知礼然后知刑”，“其刑生德，德生礼，礼性乐。由乐知刑。”这由礼乐可以知刑法的意思很显然，原因便在于礼乐与刑法有相通之处。相通之处何在？就在于人性人情，这点前面已有论及。至于“刑生德”一句，似乎是说在礼乐刑法并得且以礼乐为先的前提下，既使有了犯罪现象，但整个社会风气很正，刑法的惩戒会使犯罪者真正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这就是礼刑法配合，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。
礼与乐的关系
所谓“礼乐”文明，礼与乐二者不可分割，不可偏废，具有一致的内在精神，具体实践过程中相互配合，共同发挥作用。礼乐并称，有着深远的根源。在远古的时代，宗教性、政治性的礼总是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，互相联系。所谓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”，“有祭祀也就必然有乐舞。”周公既制礼，又作乐，使礼乐成为西周一套完备制度。到了春秋战国，社会大变革，礼坏则乐亦崩。而以孔子为宗主的儒家则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，把礼乐发展成为学术，从思想的高度加以阐发和承传。孔子把礼乐视为一体，常常以礼乐并提，既重视礼貌对人的道德影响，又重视音乐对人的品质的影响。他“修诗、书、礼、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他教弟子以“六艺”，把礼、乐放在最先。他说：“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把礼作为人生的根本，把乐作为人生的完善。《礼记·乐记》对礼与乐的联系与区别有更全面、深入的论述，如“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”，“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”，“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”，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”“乐统同，礼辩异，礼乐之说，管乎人情矣。”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”
总之，礼乐职能不同，礼别异，乐求同：礼分别人们的贵践等级，使之有序；乐则统一人们的心理感情，使之和顺。礼乐的作用不同，礼主要是控制、规范、归化人们的行为，乐主要是渲泄、疏导、调整人们的情感。荀子也十分强调“礼乐一致”的原则，他说：“礼乐之统，管乎人心矣。穷本极变，乐之情也；著诚去伪，礼之经也。”（《荀子·乐论》）说明礼乐都是用来控制调节人们的思想感情的。二者并用一致，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。
楚简论礼乐的关系，总体思路上与先秦儒家大同小异，认为礼与乐是不可分离的。合而言之，二者共生共行，相辅相成，密不可分，总是一块起作用的；分而言之，礼处于主导地位，乐则处于辅助的地位。楚简《六德》云：“观诸礼，则乐亦在其中矣”，即由礼可以知乐，这一结论就是建立在礼乐一致基础上的。《尊德义》云：“由礼知乐，由乐知哀……有知礼而不知乐者，无知乐而不知礼者。”这说明礼乐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故可互知，但礼毕竟居于主导的、而乐处于辅助地位上。楚简还认为礼是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，而乐则是各种德行的和同趋善。《六德》：“仁，内也。义，外也。礼乐，共也。”《五行》：“圣，知礼乐之所由生也，五（行之所知）也。和则乐，乐则有德，有德则邦家兴。”礼乐是一块儿起作用的，通过内在意识与外在行为的一致而导向仁义，对此，圣人是知道的。在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五种德行中，礼处于核心地位，并通过乐使这五者和谐，并共同完成振兴邦家的事业。礼乐作用的发挥是互相配合的，《语丛一》：“礼斋乐灵则戚，乐赉礼灵则言兮。”
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，郭店楚简中儒家著作对于礼乐文化的阐述是丰富多彩的，有的与已知的先秦儒家学者的观点十分类似，有的则填补了先秦思想史上的空白。这些思想观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价值，把握礼乐文化的本质和精神很有意义。
附记：文中有关楚简的引文主要源于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个别引用李零先生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的释文，参见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7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1999年。
原载于《人文杂志》2000年05期
凝听经作者授权发布
韩星
著名儒者，儒学、儒教研究专家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、中和书院院长。
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、中国文化史、儒学思想史、儒家经典诠释、儒（孔）教问题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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